就我所知试答,因为讲摄影家和作品,图片会有点儿多。

1. 陈庆港

陈庆港认为,影像可以讲故事,“纪实摄影最大的技术性和艺术性体现在对被拍摄对象现实本质的呈现上,这要求摄影师要真正的了解被拍摄对象,尊重被拍摄对象,不美化也不丑化,不虚构,记录下一个真实的世界。”

代表作一:《中国慰安妇

他和China Daily的记者谈到拍摄中的细节:

有一位老人每次在接受我采访前,她都会到屋里去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这一细节就曾让我非常感动。还有许多老人在我告知她我想为她拍照片时,都便会去梳洗打扮一下自己。这是一群爱美,也很珍惜、懂得尊重自己的老人。于是我也就常常想,那样一份几乎伴随她们一生的巨大羞辱、肮脏记忆,她们是如何忍受过来的?

更多相关作品:Tragedy of Comfort Women

代表作二:《十四家——(2000—2010)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用10年时间,记录中国西部农村的时代变迁和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长达十余年的对于中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采访中,我看到了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他们不屈服于自 己的命运,以及为了摆脱自己的贫困命运而作出的种种长期不懈努力,看到了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坚韧和顽强……但毫无疑问,在这些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他们还将要继续长时间的去忍受贫穷的折磨,在他们摆脱贫困的道路上一直有许多阻碍,但这两条我觉得更不可忽视:一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对于贫困人群的容忍和漠视;二是社会的不公。

其他作品:《灰度空间——抑郁症》、《山村教师》

2. 钱海峰

说起以绿皮火车为拍摄题材的摄影家,第一个想到的是王富春。从1978年到2000年,他用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了车厢里的人生百态,结成作品集《火车上的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钱海峰更符合本题题目要求。因为在王富春的时代,绿皮火车还是中国人的出行首选,《火车上的中国人》拍得相当精彩,呈现了时代的缩影。而钱海峰把镜头指向绿皮火车的时间是2008年,“中国第一列高铁开通的日子”。此时,嘈杂、混乱、环境很差的绿皮火车已走向被淘汰的命运。

我拍摄的绿皮主要是指,没有空调、车窗可以打开的那种老式的火车。地图里绿色的线路,是我乘坐过的绿皮火车线路图。每次出行,都能感觉到绿皮火车越来越少。乘绿皮火车,从南京坐到乌鲁木齐,横穿整个中国,全程174元,这个价钱坐高铁一等座,只够从上海坐到南京。现在还坐绿皮火车出行的,都是底层低收入的老百姓,包括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交通闭塞的山区的菜农、果农......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些照片,在高铁时代,还有这样一群底层的人,需要这样的绿皮火车来维持他们出门打工的需求,很现实,也很残酷。

钱海峰用了近10年时间,乘坐绿皮火车跑遍全国,拍摄了20万张照片。

3. 王远凌

摄影记者,作品《十八梯》,自述如下:

十八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重庆里的典型贫民窟,它离最繁华的城市商业中心仅为一街之隔。 在经济层面上来说,它们彼此是对立的关系,但在社会层面上来说,它们又是递进的。原有的城市核心区被新城市所替代,老城区走向衰落,被遗弃,成为贫民窟,最后成为承载所有社会问题的毒瘤,直至不得不将其灭亡,然后更加崭新的城市在此出现。 中国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自我毁灭中完成着城市化的进化。然而那些渺小的人类——人民只能以自我献祭的方式成就着一个个塑造新香港,新纽约的伟大宏愿。 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我能为一些人留存一张相片,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张个人照片,在创造这些影像时,我同时试图以最为传统的形式以此与下层人取得某种生活关联,某种信任关系,以及某种情感共鸣,以他们的庄严姿态以回报我个人的故园情怀。 影印在纸上的肖像勾勒出这个时代下关于底层生活的朴素记忆,这些都还尚且真实。并谨以此留给即将到来的未知的新时代。

4. 张晓武

张晓武是一名乡镇美术教师,用了3年多时间拍摄家乡温州瑞安的乡村娱乐。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人们需要各色各样的娱乐来获得满足感。于家乡城市外围有限的乡村地域中,我保持着一定距离观看,通过娱乐元素的各种关系来呈现乡村娱乐的特点,从中思考城市化进程中温州乡村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观念。

他说,“我不是为了展现乡村娱乐的趣味性和特殊性,而是希望寻找人的娱乐精神的共性,让这种共性带来更多的思考”,可是从这些影像中却能看到一条裂痕,它横亘在城市生活与乡村文化之间,难以逾越。

5. 宋朝

宋朝是山东某矿区的一名矿工,从2001年起,他尝试用相机记录所生活的矿区和矿区的人,陆续完成了《矿工I、II》、《矿区家庭》、《矿民》以及《矿区风景》等多部作品。有评论说“宋朝镜头下的矿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一个世界”,这和摄影家自身的经历有关: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矿工常常是“黑色”的,他们的生活单调、神秘,甚至是苦 难的。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肉,一块儿谈安全,一块儿说女人……将近六年的井下工作,我跟矿工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 间多得多。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人物标本。闭上眼,他们的形象就会准确无误的呈现在面前,包括性格,想法和他们的一贯行事作风,我觉得这是拍 摄这组照片的基础。

6. 姜健

姜健的拍摄对象是孤儿。

2004年河南省慈善总会与少林寺联合策划发起“千名孤儿救助暨少林慈幼院筹建活动”。 从那时起,《孤儿档案》系列影像伴随着12位孤儿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过了整整十年。摄影家通过2009年和2014年的两次回访拍摄,留下了12组48幅影像,纪录和见证他们这段不同于常人的人生经历。

孙晓涵

1999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红石桥。

1999年父亲病故,同年母亲因医疗事故意外死亡。

监护人;奶奶文桂梅

7. 吕楠

吕楠是国内最早关注精神病人群体的摄影家之一,从1989年起,他陆续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完成了作品《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此后,又历时十几年拍摄了《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下列作品来自《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8. 袁冬平

袁冬平和吕楠是《民族画报》的同事,据袁冬平回忆,

我和暗房的吕楠挺谈得来。他也特爱琢磨,我们俩儿就想着一块拍点东西。但是拍什么呢?当时我们都很茫然。

在拍了一年多胡同里的人之后,二人都有点拍不下去了,就想换个题材,

我和吕楠经常一块聊这事。有时候拍完了,我们找个小饭馆,要一盘凉粉、两瓶啤酒、两碗面条,边吃边聊。后来又确定了两个专题:一个是精神病人,另一个是盲童。在早期我对盲童比较感兴趣,吕楠对精神病人比较感兴趣。

1989年春节,袁冬平和吕楠开始了精神病人的专题拍摄,但袁冬平一直都没找着感觉,他对拍摄盲童更有兴趣。直到去了天津的一家精神病院,那家医院的条件很差,病人的生存状态让他深受触动,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到1994年,袁冬平完成了《精神病院》的拍摄。

1994年,袁冬平以《民族画报》记者的身份去贫困山区采访,由此又开始了《穷人》系列的拍摄。

我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执行民族画报社的采访任务时,才接触到了这些穷苦的农民。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给我的震动是多么的巨大!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居然生活着这么多赤贫的人群。

9. 梁文祥

《南方日报》摄影记者,历经数年,拍摄广州火车站的吸毒人群。

10. 赵铁林

赵铁林的作品大都聚焦社会底层,其中最为人知的是他拍摄的城市边缘的性工作者。

11. 卢广

卢广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小煤窑、吸毒女、环境污染和受害者......2004年,作品《艾滋病村》获第47届荷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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